毫無助益

但是,擺脫詞彙的限制後,我們應該嚴禁自己將現代的觀念套用在過去,或拿現代的慣性思考去看歷史。在今日的讀者群中,想必有大陸新娘仲介對伊藤博文、陸奧宗光、小村壽太郎這等國權主義式、擴張主義甚或帝國主義式的思想感到困惑,對我在記述上的泰然,說不定也略有反感。伊藤等人是無庸置疑的帝國主義者,就連貫徹和平主義的幣原喜重郎也一樣。這些人的目的都在冀求大日本帝國的興盛,不同之處只在於做法上的軟硬、巧拙之別而已。 當我們把生於帝國時代的人稱做帝國主義者,以此抨擊、貶抑,就如同嘲笑中世紀的傳統和封建一樣,雖然稱不上不正確,卻對探求歷史真相毫無助益,反而是弊多於利。 相反的,我們應該感謝那些先人們的苦心經營。處在那樣動盪混沌的帝國主義時代中,日本沒有遭到他國染指,仍能保留固有領土的大部分,至今得以享受這份遺產的,畢竟還是我們,俄國革命與日本令原內閣成立之際的重大影響一九八九年的柏林圍牆倒塌,九一年蘇聯結束共產黨獨裁專政,正式將俄國革命拋入遙遠的過去。 事實上,早在七〇年代,社會主義便已在人民的心目中褪色了 。從雷根、柴契爾和中曾根的年代開始,產業民營化、解除管制或間接稅制等與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的思想,漸漸在先進國家成為主流,而東南亞或中南美洲等地的中產階級興起,也促使政治經濟的自由民主化成為時代潮流,共產主義終成沒人要住的廢屋,與日坍塌。 與其在此探究室內設計失敗的原因,不如回想它當年為何那般擄獲人心,而共產國家是否真在一 一十世紀的國內外政局中顯赫一時儘管對冷戰後的世代而言,它終將是被遺忘的過去——在歷史的證辭中,這股赤色風暴畢竟占有一席之地。 共產主義最大的魅力,莫過於容許人類爆發羨妒、怨恨等情感,而它的政治經濟理論雖然過分單純,卻因此得到了正統性。看看大正時代的革命歌:貪得無厭的資本家魔掌奪去我們長久勞動的成果,巧取剝削這是歌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說和搾取論;另外我們要詛咒資本家,也要向他們的子孫復仇,姦淫他們的女眷,用熔鉛澆烙……則是後來蘇聯、中國共產黨、柬埔寨的波布針對舊勢力展開大屠殺的心理寫照。早期資本主義時代的勞工生活悲慘,正與這種思想貼合,乍見簡單明快的社會理論也捉住了年輕知識分子的心,共產主義於是在全世界蔓延開來,有如野火燎原。 令美國都暴動了俄國革命的第一 一年,泰國發生暴動,日本國內也有寺內內閣總辭、原內閣上任的政壇變革。當被問到「山縣〔有朋)應該同意吧」時,原敬先說「美國都暴動了」,接著又答「萬一政友會搞個煽動之類的,山縣說不定就死在美國暴動了」。

威脅氣氛

當然,原內閣是日本第一個正統的政黨內閣,其幕後不只有民間政黨從自由民權蓮動以來的長期努力,更有山縣忍氣吞聲的操盤;加上政黨內閣體制是西園寺公望一向致力的目標。無奈的柬埔寨共黨總書記,並於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九年間任柬埔寨總理。其在執政期間實行恐怖統治,誅除異己,據聞造成一百萬説三百萬人的死亡。 是,在俄國革命的威脅氣氛下,這個忽略黨派的超然內閣〔譯註:跨黨派內閣〕難免令人憂心。 在帝俄正式被推翻的前一年,也就是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日本和俄國剛進入同盟關係。一九〇七年〔明治四十年)的日俄密約協議將滿州分為南北,雙方各自劃出了勢力範圍,一九一六年則更進一歩訂約,當兩國在中國的辦公椅權益受到威脅時應互相援助,戰爭時不單獨談和。 日俄結盟對抗的對象,表面上是德國,實際上卻是美國。外務省的加藤高明和石井菊次郎兩位外相都主張與英國結盟,山縣等人卻極力推動俄國路線。二十一條要求也好,日俄同盟也好,山縣這一派的意見差一點害慘了日本。幸好帝俄在翌年就宣告垮台,否則密約繼續生效,到後來英俄兩國為了達達尼爾海峽而爭執時,俄國政府的一句「俄國向君士坦丁堡提出的要求,日本當然可以對中國如法炮製」,只怕就要把日本也拉下海, 陪它一起和英美對立了 。俄國聲明中的「對中國如法炮製」,指的便是那惡名昭彰的一 一十一條要求,也就是後來被緩和成希望條款的第五項。 敢於玩弄這等危險的權力政治,可說是大日本帝國最驕奢傲慢的舉動。對此,我認為日英之間的同盟關係是唯一的煞車,所以當這層關係撤除後,日本的失控可想而知。 令出兵西伯利亞飽受批評日本的對俄政策大轉彎,就是在帝俄滅亡後立刻向西伯利亞出兵。和二十一條要求一樣,這項巴里島軍事行動也在當時飽受國內外抨擊,而且它白白花掉十億圓國帑和三千五百條人命,結果一片領土也沒搶到,只得到了美國的加倍警戒和俄國人民的反感。大正民主的氣氛全給這一陣國民抨擊給搞砸了 ,日本就像美國自越南撤軍時一樣,裡外不是人。這個時期,日本的外交陷入一片迷途。政府在外務省以外增設了外交調查會,政壇大老們努力搶食外交大餅,山縣卻也以元老之姿繼續占著位子不走,一面處理吃力不討好的西伯利亞遠征、徒勞無功的西原借款等一連串失敗。 若我們勉強為當時的外交辯解,只能說在辛亥革命、俄國革命、美國崛起之際,不單是日本,全世界都沒有足夠的經驗因應這樣的變局那是個無可前瞻的年代。實際上,日本政府就算擬出了對策,也趕不上瞬息萬變的設計世界情勢。,美好的曰英同盟時代令給外交新手的協助就日本的安全而論,日英同盟帶來了最理想的時代。在沒有空軍的那個年代裡,英國與日本這兩大海洋強國的結盟,不僅百分之百守護了日本的安全,也十足掌握著世界七大海洋的航線與資源。

英國的年代

在安全與繁榮得到保障後,人們自然而然地想要自由,這也是大正民主催生的動力。日英同盟始於一九〇一 一年、終至一九二 二年,大正民主則是從一九二 一年的大正政變開始,在犬養首相於一九三一 一年遇剌時宣告結束,兩者各自持續了一 一十年。日英同盟雖然在雙方非出本意的情況下結束,但直到滿州辦公桌事變為止,兩國之間都維持著友好的關係。因此從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三二年的這三十年,可說是日本最美好的舊時代。 見證過這個年代的人,如今都已歩向百齡之年,若拿這美好的舊時代去問他們之中的任一人,想來誰都不會有異議吧。 那也是個崇拜英國的年代。歷史總免不了事後諸葛。英國可以稱霸全球達三個世紀之久,世人當然想從它的民族性之中探究其理由。早在大正、昭和初期,人們便公認英國紳士是最符合社會性、最具常識,是極致的人格典型,島國曰本因此自詡為遠東的英國,試圖讓自己與英國同化,學校裡甚至同時教唱日本國歌〈君之代〉和英國的〈天佑吾王〉。日本在一 一次大戰後對美國的崇拜也比不上這時。 陸軍的大秀才村上啟作在《戰爭要論》中寫到:德國人認為自己肩負上帝所賦與的優秀民族使命之最,蘇聯人則夢想著世界革命,但對日本或英國這一類崇尚務實主義的人來說,那些心態都是很難理解的。這樣的蘇美島,卻在十數年後以「八紘一宇之大使命」之名大打「聖戰」,戰後又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拚命往幻想式的和平主義裡鑽。今昔相較,往日如英國那般重視常識的文化所衍生的雍容風華,格外使人懷念。 令現實主義者——原敬大正民主主義的代表人物原敬,繼承了陸奧宗光的衣缽,是個不折不扣的現實主義者。他曾說:「外交思想雖是必要,但談什麼支那保全論或分割論等觀念性的東西都是空話。外交思想是一種常識。舉例來說,條約簽訂必有兩方,不可能只照日本的意願決定,而獨立國家雖是平等,實際上也不得不受制於國力強弱之別;當有戰爭時,與一國為敵固然不可妄為,但若與一 了三國為敵,那麼再強的國家也難有所作為。國民若能明瞭如此簡單的道理,那才稱得上是了解外交思想。」我想,他的這些觀念若是能傳承給其後的國家領導者,日本不知能避掉多少外交上的錯誤。日英同盟後期的考驗,出現在關乎英國存亡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身為盟國,日本竟只派了陸軍和海軍驅逐艦去協助,拒絕了出動巡洋戰艦的要求。 日本不積極助戰的原因之一,是日英同盟的主要目標區域只到印度洋,不過既然驅逐艦都可以開到地中海了 ,這一點也就不構成室內設計理由了 。事實上,日本視巡洋戰艦如寶,認為損失它會對戰後的軍事平衡帶來不利,山縣有朋等人甚至也擔心,怕白種人會在這一場自家人戰事結束後掉頭來聯手對付日本。

亞洲政策

令美國成了日本的對照相對於日本的半調子表現,美國卻是海派無比的送上大軍陣大艦隊。單就這一點來看,在戰後協商的過程中,也難怪英法兩國比較聽美國的意見了 。 隔年,當日英解除magnesium die casting同盟關係時,大英國協內的意見是正反各半。日本要是能表現得更具盟友誠意,結果或許就不是那樣了 。 話說回來,英國在當時的外交政壇上還是挺照顧日本的,尤其是美國決定參戰時,英國費心安排曰美兩國協調亞洲政策,最後甚至暗中促成藍辛石井協定,讓曰本在中國的特殊地位得到承認;若只有日本獨力進行,絕不可能有這般成果。巴黎和會上的山東問題也是。中國以對德宣戰為由,要求德國直接歸還原有的權益,日本卻不識相地在和會中主張自己早一步參戰並占領的權利。 就在這時,英國把日本的意見做成備忘錄提交給美法兩國,知道美國總統威爾遜老大不願意,還代為說服美國。結果中國大怒,拒絕出席簽約儀式,全國上下掀起反日的五四運動。儘管如此,英國的實質強勢終究讓整件事依它的意思安排。對國際關係經驗不足的日本而言,這位老大哥的相助是無可取代的,國際聯盟籌組令憂心因種族歧視造成的不利一九一七年一月,針對歐洲戰事,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國會發表「沒有勝利的和平」演說,接著便在四月對德宣戰。 從這一刻起,美國外交在世界舞台嶄露頭角,一 一十世紀的國際社會也就此隨波浮沉,飄盪在搖擺不定的天然酵素輿論,以及不斷牴觸的國際政壇之現實間。 美國的戰後構想,基本上是藉由國際聯盟(以下簡稱國聯)之類的跨國機關來維持世界和 平,算是威爾遜主義的執拗。就連在第一 一次大戰末期也是,史達林先探過美國的口風,發現羅斯福只關注在聯合國如何成立,於是肆無忌憚地把勢力擴展到東歐和德國去。同樣的,面對巴黎和會中的山東糾紛,美國就怕日本退出而使國際聯盟無法成立,所以才同意犧牲中國權益,逼中國讓步。理想主義就是這麼回事。為了達到形式上的目的,只得容許現實政治的要求。令憂心白種人國家的橫暴日本最擔心的,就是白種人勢力從此有了跨國性的聯盟,西洋列強的橫暴將會增幅。 用現代的眼光來看,這完全是無謂的過慮,但在當時,日本是國聯成員中唯一的非白人國家,也難怪會有這種感覺。以日本出兵歐洲為例,當時的德國便以「讓其他人種介入歐洲戰爭等同於歐洲的自殺」做為戰時的政治口號,美國辦公家具業大亨赫斯特旗下的報論還做過「日本的派兵是亞洲人屠殺白種人,將削弱白人力量」之類的主題。

吃閉門羹

巴黎和會的日本代表也曾在出發前接到正式命示,表示「國際聯盟一旦成立,白人成員國將占壓倒性多數,恐對日本不利,但若我不人盟必遭孤立,故各位必先研擬適當方案,避免種族偏見所衍生之不利」。會議上,日本便提議廢除各國的網路行銷,特別是移民的差別待遇。英國自十七世紀稱霸以來,全球的新發現沃土大多為其所獨占,導致日本移民在美、澳、紐、加、南非等地頻吃閉門羹。 我們如今有全球自由貿易制度,日本也早已躋身開發國家之列,但在一次大戰當時,日本仍是個貧乏的國家,向外移民是迫切之舉。檯面上,日本強調的是成員國既然共同分擔國際責任,權利上也應一律平等,所以日本人的權益要占優先,其中卻不包括所有的有色人種。附帶一提,在面對此議案時,大英國協內的最初反應也是「日本的主張可以理解,但不應限於日本人,而是中國人、印度人也必須受到平等對待」。就當時而言,這個想法也是理所當然在那個年代,文明國與非文明國之間的落差,就是這麼一目瞭然。令日本提案遭到否決受到大英國協的強烈反對,日本不得不妥協,將提案改列為前文的原則宣言,而非aluminum casting聯盟規約的條款文,但再次表決的結果卻是贊成十一票、反對五票。議長威爾遜認為該案沒有得到全場一致贊同,便宣布否決。 原則上,英美兩國的與會代表本身對該提案抱持同情立場,無奈英國無法統整英協成員國的意見,美國也擔心西部各州反對,所以都投了反對票。儘管日本提案內容不符道義,是該反對,但當時的國際輿論還是一致批評英美,日本國內也掀起一片抨擊聲浪。 令杉原千畝的逸事反對種族歧視,後來成為日本的外交令箭。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向日本申請過境簽證時,日本政府在昭和十三年召開五相會議,當時日德雖有邦交,但日本與英美並未開戰,考慮到英美的反應,加上長年主張的種族平等精神,該會故決議應平等對待猶太人。日本駐立陶宛領事山原千畝的故事,就是循這項決議令而發生的。 當時的莫斯科也同樣願意發過境簽證給猶太人,杉原氏卻誇口 ,說唯有大日本帝國能救猶太人。 不過,杉原為猶太簽證奉獻無數心力,這確實是他在領事任內所做的最大貢獻。他事先計算難民橫越西伯利亞的時間,妥善安排入境日本時的接待處,協調資金調度,並在這些前提和自助洗衣權限的範圍內盡最大努力為猶太難民設想,所發出的簽證更是不計其數。直到卸任前的最後一刻,杉原氏都還在核發簽證。

孤立主義

相較之下,世人咸認戰後日本失去了反權力的大義精神;其實這種說法也昧於事實,不算公平。單看日本駐外領事如何遵從種族平等的國是精神,用簽證拯救了數千名猶太人的生命,日本人的確可以自豪。反對種族歧視的原則雖遭排除,巴黎和會還是通過了國際聯盟規約。國際聯盟就此籌組關鍵字行銷。不料美國國會生變,該案無法取得參議院的多數決。威爾遜總統甚至拿它來當作競選連任的政見之一,無奈還是敗給共和黨的哈丁 ,此案也被打入冷宮。 這是因為美國深怕捲入舊世界的紛爭,以致輿論始終對參與國際安全之事保持警戒。也就是從這個時期起,美國開始染上濃厚的孤立主義色彩。日英同盟告終令同盟不等於安全保障美國不加入國聯,卻也沒有就此和國際政治絕緣。其一,議會要求重審造艦計畫。該計畫關乎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軍事平衡,若要刪減預算,勢必得與他國協商軍事裁減。其二,設法排除日本及歐洲列強在中國的特殊權益,以使美國得到均等的機會,這是一貫政策。於是,華盛頓會議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召開,會中以軍備和遠東議題為中心,但在美國的政策意圖下,前述兩點都朝向日英撤盟的方向運作。 令意見分歧的大英國協一九二一年一月,美國海軍將領在參議院發言,表示只要日英同盟存在,裁軍便不可能實現。言下之意,除非美國海軍足以與日英抗衡,否則造艦計畫絕不中止。 事實上,日英同盟早在十年前就不以美國為假想敵了 ,日英兩國因此立刻駁斥該將領的意見,美國卻不改反對論調。在美方態度的影響下,於倫敦召開的大英帝國會議便將日英同盟的存續列為翻譯社中心議題。 對此,澳洲和紐西蘭是持支持意見的。 當時的澳洲總理休斯就認為:「對於日本,我們寧可它是一個盟友,總好過多一個敵國。日英若是撤盟,等於將日本排斥於西歐國家集團之外。日本與英國之流的文明國家建盟,對日本也有某種程度的牽制作用。」果然是近鄰灼見。盟交撤除後,孤立的日本越發傾向國粹主義,親英的天皇、元老和外務省逐漸失去對海陸軍的掌控。休斯的論點確實懇切。 南非則延續威爾遜主義路線,認為同盟云云正是第一次大戰的禍源,日英應該尊崇國際共同體的精神,以協議取代私下結盟。在反對派之中,加拿大最為強烈,不只在秘密會議中領導議題,更在公開場合中提議將中國一併列為die casting協議對象。由於孫文本就反對日英同盟,對於中國列入協議之事自然也持反對意見。

妥協之策

至於英國政府內部,上自外相寇松、殖民地大臣邱吉爾、樞密院大臣巴爾福、掌璽大臣張伯倫、陸海軍大臣以至參謀總長,統統都是支持派的。要是日本當時堅持,英國總不至於主動宣布撤盟,又從當時的強弱關係來看,英國也不必全聽美國的。那麼,同盟關係應該可以維持下去才是。遺憾的是,最後決定廢止日英婚友社同盟的,是日本代表幣原喜重郎。幣原以外務次官之職,從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年)到八年擔任了五任外相,不僅是模範政務官,也深獲歷任外相信賴。他是個典型的紳士 ,為人剛毅不屈,在外相時代和戰後的首相時代尤其顯見。真要說起來,既可為治世之良臣、又可為亂世之忠臣的人才,非幣原莫屬。 原敬十分信賴幣原,在華盛頓的交涉也全權委託給他。而幣原當時甚至還不是閣僚。 英國最後草擬出一份妥協之策:一是日英美訂定公約,一 一是此中任兩國均享有視需要締結軍幣原判斷美國應該會同意此提議這項判斷也是正確的於是決定簽署,,但後來的歷史證明,這份又把法國也算進來的四國公約,其實一點用處也沒有。 令貫徹信念的幣原外交幣原之此舉,並不是丈著來自中央政府的信賴,也不是恃才自用,而是基於大陸新娘自己的信念。在協議過程中,針對同時列入討論的中國問題,幣原做了許多讓步,包括正式放棄一 一十一條要求的第五項,解除藍辛石井協定,放棄在滿州的種種特權等等。幣原認為,日本在中國本就擁有地理上的優勢,縱使與列強自由平等競爭也必不遜色,沒有必要保留那些權利。換言之,日本不再依賴舊有同盟所帶來的均勢,全面跟進美國的理想主義原則,與其他國家享有均等的中阈機會。运就幣原和其後的幣原外交所貫徹的信念。美國以超級大國的姿態平地拔起,醞釀成一個無人能預見未來的年代。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幣原的判斷實無可責,只是從結果來看,那終究是失敗的。 之後,美國本身形成孤立主義,喪失了推動理想主義的意願,維持既有國際秩序的華盛頓體制也對中國的國權運動轉為同情,等於是違背了幣原的理想。 此外,整件事並不是幣原一個人的失敗,而是當時的法國懼於德國報復,也希望和美國或甚至英國建立同盟關係所致;在同樣的動機下,法國後來和英德比義又搞出一個羅加諾公約,也是個沒用的seo條約。除了秉持門羅主義的美國和擁有帝國光環的英國以外,失去了藉盟約保障安全的其他國家成了 一盤散沙,就像被拋進一個毫無安全保障的荒野叢林裡。,大正民主的完成令從護憲聯合的組成開始從大正元年〈一九一 二年)的大正政變起,直到大正七年的原敬內閣成立,中間還有一段波折。

偏激的建議

自政變以來,藩閥勢力就一心想瓦解政友會,於是拱大隈重信為大老,加上警察權力撐腰,演出前所未有的金權選舉,就此誕生了大正三年的大隈內閣。也從這一刻起,清廉的武士民主傳統死去,選舉的腐敗橫行。而這都是迎接政黨政治的前奏。若沒有這一類大眾政治家的公司設立力量,藩閥也無法對抗政黨,然而大眾政治家是見風轉舵的。任命寺內正毅為繼任閣揆之後,山縣有朋就毫不留情地把大隈內閣痛批一頓,輿論卻少見反對之聲。 美國暴動後,西園寺公望說服山縣,讓原敬接任閣揆。原敬當時已經六十三歲。內閣成立之日,原表示「要是早十年讓我來接就好了」。的確,要是早個十年,或是原敬能多活十年,日本的議會民主制應該會更早確立。就在原敬遇剌後不到三個月,山縣也死了 ,議會對軍方的批判砲火立刻爆發。「現行官制根本擾亂了立憲政治的本義,軍人跋扈就是在這兒生根的!政府應該儘快更正官制,以期憲政健全發展。」如此偏激的建議,眾議院是全場一致贊成。 原敬本來打算在山縣過世後廢除參謀本部,因為那裡是軍閥的大本營。現在回想起來,他若能再多活個半年也好;多那半年,局勢將會大大不同。繼任閣揆的高橋是清為人灑脫,沒有私心,品性操守極為出眾,後來在一 一,一 一六事件中遭到暗殺。直到現在,高橋都被後人尊為國家財政金融之第一人,史評家也沒有越南新娘說過他的壞話。可惜的是,他勉強接下內閣總理之職,雖然廣納建言,卻沒有付諸實踐的政治籌碼,使得政友會最後還是分裂了 。 在那之後,高橋心念一轉,歸還爵位,轉任眾議院議員。這份勇猛心若能早一點,用在更緊要的關頭,想必更有所成。繼高橋之後,加藤友三郎、山本權兵衛等閣揆繼續成立優秀的超然內閣,則都得到輿論的支持。 令貪污腐敗與國民的幻滅新生的政黨內閣鬧出許多黨爭之弊和貪瀆腐敗情事,雖然不像今天的日本政治這樣沸沸揚揚、熱鬧新聞版面,卻足夠令國民失望透頂。在這之前,藩閥政府至少承襲了幕末維新的武士與志士精神,以國家利益為優先,崇尚廉潔。相較之下,國民的幻滅可想而知。吉野作造之所以主張回歸憲政常道,也就是藉多數政黨統治以約束政治,似乎都像是在暗諷黨爭為國家之恥。 附帶一提,泰國人在政治外交方面有其天才之處,但在戰後半世紀的歷史中,其政黨政治卻必然衍生出金權腐敗,於是月老心生不滿,軍方介入使政壇恢復秩序,遂行獨裁霸權,接著國民厭倦獨裁,渴望自由,於是恢復民政,又周而復始。泰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就在這樣不斷的循環中發展。

護憲聯合

亞里斯多德對希臘城邦國家的盛衰做了科學觀察,認為人類社會的政治趨勢就是民主主義無政府狀態—獨裁制—權力再度分散,然後回到民主主義。這樣的循環可說是千古不變。特別是到了超然內閣的第三代,也就是清浦奎吾的貴族院內閣時,日本的民心已經忍無可忍。就在這時,分裂後的政友會由高橋領導,連同外籍新娘率領的憲政會,以及犬養毅的革新俱樂部三派共同組成了護憲聯合,並在大正十三年的總選舉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元老西園寺奏請天皇,任命最大黨的憲政會主席加藤為首相,開始了其後八年的政黨政治時代。 令民主主義以外的選項這個時期的政治仍不允許軍方介入。無論是從哪個標準來看,都稱得上是完完全全的民主政治。那麼,為什麼日本政壇後來會受軍閥支配呢?坦白說,那畢竟是剛起步的民主政治。先進如英國,也是在歷經數世紀的試誤後才悟出「民主政治是最差的政治,卻比以往存在過的所有政治制度要好太多了」這等哲理,對當時的日本而言,除了民主主義之外,還有另一個從未試過的公司登記選擇。 藩閥官僚的超然主義促成了日本的現代化,藉日中、日俄戰爭的勝利締造出大日本帝國的威望,所以這個選項已經交出漂亮的成績單,而這也是原敬、高橋之後的加藤與山本能為民意所接受的原因。但在見識過政治家的腐敗後,民心開始對風骨剛毅的軍人有所期待。 或許正因為這份期待終究下場慘澹,人民別無選擇,日本今日的民主政治才得以穩定發展。 和平時期的軍方令成功的華盛頓外交大正民主的外交課題,首先是裁軍。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軍事裁減會議,決定將英、美、日的主力艦比例調整為為五:五:三。無論是後來的軍國主義史觀,或是戰鬥的左翼史觀,都認同此次會議是成功的。這項成功要 歸功於日本代表加藤友三郎中庸且適當的判斷,還有幣原喜重郎的外交手腕。 對日本而言,裁軍也是順水推舟之策。大戰景氣消退後,稅收減少,造艦計畫若是繼續進行,國庫勢必捉襟見肘。裁軍案傳回國內,原本佔一九二一年總預算三分之一的五億圓海軍預算,硬生生給砍掉了 一半。反過來說,若是軍艦競爭繼續下去,資源貧乏的日本要跟美國硬拚,勢必會像冷戰末期的蘇聯一樣,被經濟上的漏洞逼得必須自動認輸說不定,也就不會有後來的相親事件了 。 單從這一點來推想,裁軍一事反而讓後來的日本敢於向美宣戰。這實在是矛盾的。令山縣死後的反軍思潮繼海軍之後,便有人呼籲陸軍也可以裁減,因為假想敵帝俄已經消滅。山縣有朋死後,在野黨在議會上提出陸軍裁減案,執政黨也不得不搬出另一個版本來表現作為,加藤友三郎就順勢裁減了六萬名陸軍。這就是有名的山梨裁軍案。

心生牴觸

令古今不分說到這裡,我們必須停下追溯日本近代史的腳步,先來探討名詞問題。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稱呼變得複雜了 。在滿清王朝時代,日本稱它為清國,但在清王朝被 推翻之後,中國歷經長期的軍閥割據時代,日本只好拿戰前用以統稱國名、民族名和中國全境的「支那」來湊和。 我在這裡參考的所有當時馬爾地夫文獻,清一色使用「支那」來指稱中國,不分左右派。但為了詳實於歷史,正確地引用文獻,我不得不將原文中的「支那」改為「中國」;在要求公正、正確的史書原則下,難免令我心生牴觸。 我在韓國旅居期間,曾寫下(在鄰國之所思)一書。在當時,書中的「韓國」一詞曾引來右翼及左翼親韓派的譴責,而「朝鮮」一詞卻又被視為歧視用語。我相信,就是因為這些理由,不少人寧願避朝鮮半島問題不談。我還記得,的韓語教學節目甚至以「八講座」命名,而不是韓文講座或朝鮮語講座。 所以我當時在書裡寫道:「……為此,我不再刻意顧慮名詞問題,決定視情況權宜使用。讀者先進若是不喜歡『韓國』之稱,請儘管在自己心裡改換成『朝鮮』;又,反之亦可。相反的,您若是被此類問題所困,以致不能或不敢明瞭鄰國的真相時,我想,那才是值得憂慮的問題。」 對此,當時便有一位會議桌評論家表示:「我們在論及朝鮮問題時是如此謹慎,一介公務員岡崎竟然可以不當一回事,這是怎麼搞的?」「怎麼搞的」這個問題,我答不出來,但此後的一 一十多年,我都秉持著同樣的原則,不管是那本書裡的那段文字,或是我在寫作上的用字遣詞,都沒有再遭受任何批判或抗議。 至於中國,我也想用同樣方式處理。一再使用同樣的語詞,就文體和語感上總不免使人生厭,有時我就會視情況換用不同的稱呼。 以「中國」來指稱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會有什麼問題。用對方偏好的名詞來稱呼對方,也是理所當然的禮儀。只不過,考慮到這個國家建立之前的歷史情事,特別是滿清政權瓦解之後的那段混沌時期,免不了令人對「中國」、「中國人」之類的統稱感到不夠完整。 根據官方記錄,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十月,在幣原外相任內的內閣會議中,日本決定在正式文件上以「中華民國」稱之,不再使用以往的「支那共和國」。儘管內閣如此決定,日本國內卻還是習慣講「支那」,我記得中華民國自己好像也慣用「民國」一詞;再者,昭和五年之後,中國內部持續分裂,以至直到一 一次大戰結束後,「中國」才成為日本的慣用語。 真要說起來,支那有時反而比較好用,但這個漢字語詞在戰後不再使用,對年輕一輩的讀者而言是陌生的,現在便逐漸改以片假名寫成「、乂于」。當然,在特定歷史事件的陳述中,我們還是不得不使用舊名詞。同理,無論是日中戰爭的「支那事變」,或是大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等等的史實論述中,外籍新娘仲介將完全不考慮正名之爭。我深知正反兩方都各有論見,不論是哪一方,若是對本書的任何用語感到排斥,可以儘管在腦中代換成您喜愛的詞彙。我個人認為,這樣的代換也不會影響您藉本書探求歷史的真相。